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已从制度搭建的“立法阶段”迈入提质增效的“治理阶段”，社会结构转型、数字经济迭代、多元权益冲突频发，传统静态的法律性质理论已难以适配动态化、智能化的现代治理场景。实践中立法滞后、司法机械、执法异化等问题，本质上均源于对法律双重属性、功能边界与价值内核的认知偏差，导致法治实践与社会需求脱节。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根基，整合各法学流派核心观点，结合对我国法治发展具备重要启示意义的案例，探索法律性质的实践优化路径，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落地。

二、法律性质的理论溯源与核心内涵界定

2.1 西方法学流派的法律性质理论辨析

西方法学各流派围绕法律性质的长期论战，构建了现代法律性质理论的基本框架，不同流派观点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为科学界定法律性质提供了多元理论视角。

自然法学派是最早系统阐释法律性质的法学流派，秉持“法源于自然正义”的核心立场，认为法律本质是理性与正义的具象化，具备天然道德属性，坚守“恶法非法”的核心准则，主张法律必须契合公平、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道德正当性是法律效力的核心前提。该理论确立了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奠定了现代法治的人权内核，但过度侧重道德属性，忽视了法律的国家强制性与制度规范性，存在脱离社会实践的局限性。

分析实证法学派秉持“价值无涉”原则，剥离道德、伦理等主观因素，从实在法维度界定法律性质，主张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强制性规则体系，核心特征为规范性、强制性与权威性，奉行“恶法亦法”的核心主张。该流派让法学研究从抽象价值思辨转向具象制度分析，提升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但割裂了法律与社会价值的内在关联，易催生机械司法、形式法治等实践问题。

社会法学派突破传统理论局限，立足社会运行场景定义法律性质，认为法律本质是社会治理的实践工具，核心属性为社会性与实践性，强调法律是动态的社会行为规范，实施效果与社会适配性是其核心价值。该流派弥补了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理论短板，但弱化了法律的国家意志性与强制性，模糊了法律与普通社会规范的边界。

2.2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法律本质核心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支撑，突破西方法学理论的片面性，科学揭示了法律的根本性质，是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核心观点明确：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最终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具体而言，法律具备三重核心特质：其一为阶级性，法律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核心意志，服务于政权稳定与阶级利益维护；其二为物质制约性，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其产生、变革与发展完全依托社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条件；其三为社会性，法律承担维护公共秩序、调节社会关系、保障公共利益的公共职能，是适配全社会治理的通用规范。

2.3 本文对法律性质的综合界定

整合各流派合理内核，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新时代法治实践，本文界定法律性质为：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复合型规范体系，兼具阶级性与社会性、规范性与价值性、稳定性与发展性，是国家治理与权益保障的核心工具，终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该界定实现了法律本质、制度与功能属性的有机统一，适配新时代法治治理需求。

三、法律的核心性质与基本特征阐释

3.1 本质属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阶级性与社会性是法律最核心的双重本质属性，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贯穿法律运行全过程。阶级社会中，法律依托国家政权，通过规范社会关系、制裁违法行为、界定权利边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阶级性直接体现为人民性，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摒弃了剥削阶级法律的狭隘属性，实现了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社会性是法律存续发展的基础属性，是其适配公共治理的核心支撑。任何时代的法律，均承担着维护公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等公共职能，这类职能不具备阶级专属属性，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法律的阶级性需依托社会性落地实施，社会性始终受制于阶级立场，二者相辅相成，让法律兼具治国安邦的制度功能与服务民生的社会价值。

3.2 制度属性：规范性、强制性与普遍性的有机融合

从制度运行维度来看，规范性、强制性、普遍性是法律的三大核心制度属性，也是法律区别于道德、习俗、纪律等普通社会规范的核心标志。

规范性是法律的基础属性。法律以条文形式清晰界定主体权利义务、行为合法边界与责任承担标准，为社会行为提供明确、可预期的统一指引。相较于道德的模糊性、习俗的自发性，法律具备严谨的逻辑体系、固定的适用程序，既能规范普通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能约束立法、司法、执法等公权力运行，实现社会关系的有序调整。

强制性是法律权威性的核心保障。法律的实施不以社会成员自愿遵守为唯一依托，最终以国家强制力为兜底，通过司法裁判、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等方式惩戒违法、救济权利。法律的强制性并非单纯暴力约束，而是规范化、程序化的强制，兼具约束性与保障性，是法律规则落地执行的核心支撑。

普遍性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属性。法律在一国主权范围内对所有社会主体、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存在超越法律的特殊主体。该属性践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保障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公正性，是法治公平价值的重要体现。

3.3 价值属性：正义性与秩序性的双向赋能

法律承载着秩序性与正义性的双重核心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双向赋能，构成法律的精神内核。秩序性是法律的基础价值，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稳定的规则支撑，法律通过界定权利义务、化解利益冲突、制裁违法犯罪，构建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秩序，覆盖市场经济、公共治理、公权力运行等各个领域，是社会秩序的核心保障。

正义性是法律的终极价值与灵魂所在。法律正义包含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要求规则设计公平公允、平衡多元利益、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程序正义要求法律适用过程公开公正、流程规范，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无正义支撑的秩序是僵化的强制秩序，无秩序依托的正义是空洞的价值空谈，二者统一是法治的核心追求。

3.4 发展属性：稳定性与时代性的动态平衡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兼具稳定性与时代性的动态发展属性。稳定性是法律权威的重要保障，作为全社会统一遵循的行为准则，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稳定，避免频繁修订，以此保障社会主体的行为预期、维系社会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连续性，维护法治公信力。

时代性是法律适配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持续迭代，经济结构调整、科技革新、业态升级不断催生新型社会关系与治理问题。法律需在坚守核心规则稳定的基础上，适时修订完善、填补立法空白，适配新时代治理需求，实现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动态平衡，兼顾法治权威与治理活力。

四、新时代法律性质实践适配的现实困境

在社会快速转型与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传统静态的法律性质理论与动态社会治理实践的适配矛盾持续凸显。立法、司法、执法环节的性质认知偏差、属性失衡、功能错位问题，直接制约了法律制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发挥，具体困境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4.1 价值属性失衡：重形式规范、轻实质正义

当前法治实践存在明显的价值属性失衡问题，普遍重形式规范、轻实质正义。立法层面，部分条文过度侧重制度逻辑与形式合规，脱离社会现实与民生需求，刚性规则难以适配复杂多元的社会场景，存在机械立法、滞后立法问题。司法层面，部分法官秉持教条化裁判思维，过度依赖条文字面含义，忽视案件社会背景与公序良俗，片面追求程序合规，导致裁判结果与大众朴素正义观相悖。执法层面，部分执法人员坚持“唯法条论”，一刀切、刚性化执法，忽视执法温度与社会效果，造成法律正义价值、人文价值难以落地。

比如正当防卫条款在我国实行多年，通过“于欢案”、“昆山龙哥案”才被正式激活。当司法裁判长期坚守过于僵化的规则适用，便会陷入机械司法困境，与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产生尖锐冲突；而通过对法律条文的价值校准，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4.2 双重属性割裂：重工具治理、轻价值引领

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律双重属性割裂问题，过度侧重工具治理、弱化价值引领。部分治理主体将法律单纯视为管控社会、约束行为的工具，片面强化惩戒、规制功能，忽视其权利保障、矛盾化解、价值引领的核心作用。面对新兴社会问题，过度依赖强制制裁手段，缺乏柔性治理与价值引导思维。同时，部分法治工作忽视法律的人民性本质，对群众诉求回应不足，公共服务属性彰显不足，难以实现法理、情理、事理的有机统一，降低了法治的社会公信力。

2024年，某市部分路段因“电子警察”抓拍过于严苛引发社会争议。例如，有车主因避让路面积水临时压越实线被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有驾驶员在禁止长时间停车路段临时停靠不足3分钟即被抓拍处罚。市民反映，某些路段标志标线设置不合理，但执法系统只机械执行条文，没有给予警告、教育等梯次化处理空间。后经媒体曝光，交警部门虽对部分处罚予以撤销，但暴露出的问题在于：法律被简化为“抓拍—罚款—记分”的流水线，执法目的从“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异化为单纯的“完成处罚指标”，缺乏对驾驶人的教育引导和柔性提示，也缺少对道路设施合理性的主动排查。

4.3 发展适配不足：稳定性僵化、时代性滞后

新兴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国家机关主要依据审慎包容的原则助力和规制新兴产业，不宜粗放也不宜严苛。不过因此也导致制度适配性不足，滞后性过于明显的问题。一方面，传统法律制度更新缓慢，难以适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治理等新兴业态的治理需求，新兴领域立法空白、规则模糊、监管失范问题显著。另一方面，法律修订多为碎片化调整，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布局，新旧规则冲突、部门法衔接断层问题频发。此外，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案例指引等柔性适配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弥补成文法局限性，导致法律稳定性异化为制度僵化，无法适配动态化治理需求。

4.4 功能边界模糊：公权规制与私权保障失衡

2023年至2024年，多个城市（如某省会城市）推行沿街商铺招牌“统一规范化”整治，要求所有商户拆除原有招牌，更换为黑底白字、尺寸一致的标准化招牌。商户反映整改费用高昂（每家数千至数万元不等），且千店一面的设计抹杀了商业街的活力与地方文化特色，甚至部分招牌颜色因不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而被民众戏称为“殡葬风”。后因舆论强烈反对，当地政府叫停整改并公开道歉。然而，该整治行动依据的是地方市容管理条例中“招牌应当整洁、协调”的原则性规定，执法机关在具体执行中将其解释为“必须统一尺寸、底色、字体”，并采取限期拆除、强制更换等措施，缺乏对商户意见的听取、缺乏对街区风貌多样性的价值考量。

法律的核心功能是平衡公权规制与私权保障，但当前实践中二者边界模糊、权责失衡。公法领域，部分公权力存在扩张倾向，执法、司法过程中边界不清，过度规制、不当干预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力制约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压缩了私权行使空间。私法领域，数字权益、新型人格权益等新兴权利保护边界模糊，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善，私权保障力度不足。同时，公私法衔接机制不畅，针对公私属性交叉的新型法律关系，传统二元划分体系难以适配，造成治理空白、纠纷化解低效等问题。

五、新时代法律性质的实践优化与路径完善

针对上述实践困境，需立足法律本质属性，以辩证思维统筹法律多重特质，平衡规范与价值、稳定与创新、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推动法律性质理论与新时代法治实践深度适配，构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现代化法治体系。

5.1 坚守价值本位，实现形式规范与实质正义统一

新时代法治建设需摒弃形式主义思维，坚守正义价值本位，实现形式规范与实质正义的统一。立法层面，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保障制度体系统一、规则严谨的基础上，贴合社会现实、民生需求与公序良俗，兼顾规则刚性与场景适配性，通过充分调研、广泛纳民意，规避机械立法，让法律兼具合规性与公允性。

司法层面，树立实质司法理念，规范自由裁量权，要求裁判工作兼顾程序正义与实体公平，结合案件背景、社会情理、公共利益综合研判。完善类案检索、指导性案例制度，统一裁判尺度，杜绝机械司法，实现个案法理、情理、事理的统一。执法层面，推行柔性执法、精准执法，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兼顾执法温度，实行差异化、人性化执法，杜绝一刀切执法，平衡规制惩戒与民生保障。

5.2 统筹双重属性，平衡工具治理与价值引领功能

立足法律阶级性与社会性辩证统一的本质，需平衡工具治理与价值引领双重功能，凸显法律的人民性与公共性。一方面，坚守法律刚性治理属性，依托国家强制力规范社会行为、制裁违法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筑牢社会治理制度底线。另一方面，摒弃单纯管控思维，强化法律的权利保障、权益救济与风尚引领功能。

法治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核心出发点，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完善弱势群体倾斜保护机制，彰显法律人文关怀。同时，发挥法律的价值导向作用，以法律规则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公众树立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推动法律规范转化为社会自觉行为，实现刚性治理与柔性引领的有机融合。

5.3 坚持动态适配，完善法律稳定与创新发展机制

顺应法律稳定性与时代性的发展属性，构建静态坚守与动态创新适配的运行机制。首先，坚守法律核心制度与基本规则的稳定性，维护法治权威与规则统一，保障社会稳定预期。其次，建立常态化法律修订、清理机制，聚焦数字经济、数据安全、生态治理等新兴领域，及时填补立法空白、修订滞后条文、清理冲突规则，实现法律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同时，激活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指导性案例的柔性适配功能，通过目的性、体系性解释适配新型疑难案件治理需求，弥补成文法局限性。构建“立法完善+司法解释+案例指引”的立体化适配体系，兼顾法治稳定性与创新性，提升法律的时代适配能力。

5.4 明晰功能边界，统筹公权规制与私权保障平衡

立足秩序与自由的双重价值，明晰法律功能边界，实现公权规制与私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公法领域，坚持职权法定、权责统一，以法律明确公权力行使范围、程序与责任，强化权力制约监督，杜绝权力扩张、越位与滥用，将公权力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私法领域，细化数字权益、人格权益等新型民事权利的保护规则，完善权利行使、冲突化解、侵权救济机制，充分保障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合法私权，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同时，完善公私法衔接机制，打破传统二元划分局限，适配交叉型新型法律关系治理需求，厘清权责边界，实现公权规制不越位、私权保障不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