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专题
CIVIL SUBJECT
从形式归属到实质认定:运输含违禁品电子烟行为的贩卖毒品罪定性研究
日期:2026-11-18 作者:钱佳屹

当电子烟烟弹中含有依托咪酯、异丙帕酯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时,运输行为的刑法评价面临从“烟草专卖行政违法”向“毒品犯罪”的规范跃迁。这一跃迁的教义学基础,在于毒品认定的“受管制性+非法使用性”双重要件。本文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151号指导性案例确立的中间层次证明标准为分析框架,论证运输含违禁品电子烟行为以贩卖毒品罪定性时,须完成从“形式归属”到“实质认定”的证明跨越。核心主张是:主观明知的证明对象并非“违禁品”的笼统属性,而是毒品的法律属性,即“受管制性+非法使用性”的双重认识;推定规则的适用须以反证检验为必要约束,防止以“客观含有违禁成分”替代“主观明知是毒品”的证明。

一、问题的规范定位

电子烟的法律规制在2021年经历了一次结构性转变。国务院修改《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增加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一修改将电子烟正式纳入烟草专卖管理体系,使其获得了“新型烟草制品”的行政法身份。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与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继实施,进一步明确了电子烟作为合法商品类别的法律地位:其生产、销售、运输在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的前提下受到法律保护。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因为“电子烟”这一产品类型本身,就赋予其任何刑法上的负面评价。

然而,当电子烟烟弹中被检出含有依托咪酯、异丙帕酯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成分时,案件性质便从行政违法领域跃迁至刑事评价范畴。依托咪酯自2023年10月1日起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异丙帕酯等物质亦相继被纳入管制。这些物质的列管,使含此类成分的电子烟从“违规电子烟”转变为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涉毒物品”。

这一规范逻辑并非不言自明。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毒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禁毒法》第二条作出了相同规定。从法条表述看,毒品认定的形式标准是“受管制性”——被列入管制目录的物质即具备毒品的形式资格。但这一形式标准是否足以完成从“电子烟”到“毒品”的规范转换,是本文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倾向于在成分鉴定报告显示含有管制成分后,将“运输电子烟”径行表述为“运输毒品”,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刑责。这一处理方式的教义学缺陷在于:它以“受管制性”这一形式要件替代了毒品认定的完整规范结构,以“违禁品”的概念偷换了“毒品”的规范内涵。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看,毒品犯罪的成立不仅需要涉案物质在形式上落入管制目录,更需要行为人对该物质的“毒品法律属性”存在主观明知。而“毒品法律属性”的完整内涵,恰恰需要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对麻精药品“用途决定性质”的制度设计中加以把握。

从规范体系的融贯性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还关系到刑法与行政法在毒品管制领域的衔接。行政法上的“受管制”与刑法上的“毒品”之间,并非简单的概念等同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需要独立证明的“非法使用性”要件。忽视这一要件的存在,实际上是以行政管制目录的变更直接决定刑事可罚性的边界,有违刑法独立性原则。本文试图从毒品认定的规范结构出发,为运输含违禁品电子烟行为的贩卖毒品罪定性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教义学审查框架。

二、毒品认定的规范结构:受管制性与非法使用性的双重要件

(一)受管制性的形式功能与规范边界

毒品首先是法律概念,而非纯粹的药理学概念。某种物质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首要的判断依据是其是否被列入国家管制目录。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所指出的,“某种物质是否属于毒品范畴,只需审视其有无被纳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受管制性实际上省却了司法人员对列管物质的致瘾癖性判断”。

这一形式判断标准的规范功能在于:它划定了毒品范围的外部边界,使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得以落实。截至2025年,我国列管麻精药品数量为540种,并对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尼秦类物质实行整类列管。司法机关只能在目录框定的范围内认定毒品,而不能以“虽无毒品之名,但有毒品之实”为由突破管制目录的限制。这一形式标准的制度价值在于:它为公民提供了可预测的行为规范,避免了司法机关以实质判断为名任意扩大毒品范围的风险。

然而,受管制性仅仅是毒品认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将“受管制”直接等同于“毒品”,在规范逻辑上存在一个被省略的中间环节——用途属性的判断。这一判断的必要性,源于麻精药品本身的特殊法律地位:它们既是被管制的对象,又是合法的药品。管制目录的列入,仅意味着该物质进入了国家管控的视野,而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语境下都是“毒品”。

(二)非法使用性:从“药品”到“毒品”的规范转换

麻精药品具有双重法律属性。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麻精药品实行管制,禁止非法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但该条例同时为合法医疗用途保留了通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第二类精神药品可凭处方零售。这一制度设计表明,立法者在设定管制框架时,明确承认了麻精药品的合法用途面向。

这一制度设计揭示了毒品法律属性的核心特征:“用途决定性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其处于合法医疗等流程中时具有药品属性,一旦脱离合法用途,如被非法贩卖、用作犯罪工具时,可自动转化为法律定义上的毒品”。因此,“毒品的法律属性应界定为非法使用的受管制品,其认定必须满足‘受管制性+非法使用性’双重要件”。这一双重要件标准并非学者的理论建构,而是从现行管制制度的规范逻辑中推导出的必然结论。

这一双重要件标准在规范层面获得了区分处理的支持。根据2025年修订的管制目录,麻精药品被区分为“药用类”与“非药用类”进行分类列管。对于非药用类麻精药品,因其“没有医疗用途”,《昆明会议纪要》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国家规定管制的、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一般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非药用类物质“受管制性即足以推定非法使用性”的从严立场,其规范合理性在于:非药用类物质不存在合法用途的解释空间,因此其受管制性本身就排除了合法使用的可能。

但对于药用类麻精药品,情况则截然不同。药用类麻精药品“具有双重属性,其作为药品使用时,在性质上系药品,在被当作毒品滥用时系毒品”。此时,“非法使用性”的判断不能由“受管制性”自动推导,而必须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独立审查。依托咪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其药用价值明确——它是临床麻醉诱导的常用药物。因此,当它出现在电子烟弹中时,不能仅凭“检出管制成分”就完成从“药品”到“毒品”的规范转换,而必须证明该物质在具体案件语境中已被置于“非法使用”的用途框架之中。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双重要件标准的必然要求。

(三)形式归属与实质认定的规范区分

上述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的规范区分:“违禁品”与“毒品”在法律属性上并非等同概念。一支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在形式上属于“含有受管制成分的物品”,即广义的“违禁品”。但将其认定为“毒品”,还需要在实质上证明该物质的法律属性已从“受管制的药品”转换为“非法使用的毒品”。

这一区分对于运输行为的定性具有决定性意义。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如果行为人仅认识到运输的是“含有违禁成分的电子烟”,而未认识到该物质将被用于“非法使用”的吸毒用途,则其主观认识的对象是“违禁品”而非“毒品”,不符合运输毒品罪的主观要件。

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看,这一区分还关系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与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之间的界限。含违禁品电子烟的运输行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同时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仅有“违禁品认识”而无“毒品认识”,则非法经营罪可能是更为恰当的定性选择。这一罪名选择上的差异性,恰恰体现了双重要件标准在实践中的规范价值。

三、主观明知的规范对象与证明标准

(一)“明知”的规范对象:双重认识要求

检例第151号指导性案例的要旨确立了麻精药品类新型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出于非法用途走私、贩卖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例的要旨进一步指出,主观明知“在认识因素层面是明知涉案药品具有受管制性,意志因素层面是利用涉案药品的毒品属性,将其应用于‘非法用途’”。

将这一标准应用于含违禁品电子烟案件,可以得出以下规范结论: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明知具有双重认识结构。第一层认识是对“受管制性”的认识——行为人知道所涉物质属于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范畴。第二层认识是对“非法使用性”的认识——行为人知道该物质将被用于“过瘾”“嗨”等非法用途。

这两层认识在规范上具有递进关系,不可相互替代。仅有第一层认识,行为人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其行为同时违反烟草专卖许可制度);仅有第二层认识而无第一层认识(例如误将管制物质当作普通毒品替代品),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成立其他犯罪,但不足以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完整故意。双层认识结构的规范意义在于:它将“明知”的证明对象从模糊的“知道东西有问题”提升为清晰的“知道这是受管制且将被非法使用的物质”,从而为司法认定提供了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二)证明标准的层次选择

关于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三个层次的争议:最高层次要求行为人明知毒品的具体种类和名称;最低层次仅要求行为人知道“这不是好东西”;中间层次则要求行为人“明知涉案药品具有受管制性,且将其用于非法用途”。

检例第151号选择了中间层次的证明标准。该标准“既考虑了麻精药品作为药品的合法用途面向,又关注了行为人将药品应用于非法用途的主观意志,较好地平衡了打击犯罪与保障合法用药之间的紧张关系”。中间层次标准的规范合理性在于:它避免了对行为人认识内容的过度要求(不要求知道具体毒品名称),同时也避免了对认识内容的过度降低(不满足于“知道不对劲”)。

在含违禁品电子烟案件中,这一标准意味着:控方需要证明的不是行为人“知道这是依托咪酯”,而是行为人“知道这是受管制的、将被用于吸毒的物质”。这一证明对象的设定,既符合电子烟案件中行为人认知能力的实际情况,也坚守了贩卖毒品罪主观要件的规范底线。如果行为人仅知道“这批电子烟不能走正规渠道”,而不知道其含有管制精神药品且将被用于吸毒,则中间层次的证明标准尚未达到。

(三)推定规则的功能与限度

当行为人否认明知时,司法实践依赖推定规则来认定“应当知道”。2007年《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及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列举了若干基础事实,包括高度隐蔽的携带方式、高度隐秘的联系方式与“行话”、获取高额或不等值报酬、无法查证“货主”等。

然而,这些推定规则在含违禁品电子烟案件中面临适用上的特殊困难。电子烟作为合法商品的外观,削弱了传统推定规则的证明力。将烟弹藏匿于行李夹层,其“隐蔽性”可能远低于将海洛因藏匿于体内;使用微信联系电子烟交易,其“隐秘性”远低于使用暗语联系传统毒品交易;运输电子烟获得较高报酬,也可能存在正常的商业解释。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推定规则所推定的“明知”,在含违禁品电子烟案件中,通常只能达到“违禁品认识”的层次,而难以直接推导出“毒品认识”。一个人可能明知自己运输的是“不能光明正大运输的电子烟”,但这不等于他明知运输的是“将被用于吸毒的毒品”。前者对应的是规避烟草专卖监管的认识,后者对应的是参与毒品流通的认识。

从证明规则的性质看,上述文件中的“认定”模式应理解为间接证据的综合认定,而非法律推定。这意味着,司法机关不能仅凭某一基础事实的存在就径行认定主观明知,而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含违禁品电子烟案件中,由于电子烟合法商品外观所带来的“形式掩护效应”,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更为严格,而非更为宽松。这一证明标准的选择,是防止客观归罪的根本保障。

四、实质审查的规范路径

(一)流通语境的审查

判断“非法使用性”要件的核心切入点,是电子烟的流通语境。具体而言,应审查:交易对象是普通电子烟消费者还是已知的吸毒人员;交易渠道是正常零售还是吸毒者社交圈;交易价格与普通电子烟市场价格是否存在显著偏离。如果电子烟处于正常烟草零售渠道,交易对象为不特定消费者,价格与普通电子烟相当,则“非法使用性”的认定便缺乏事实基础。

流通语境的审查在规范上的意义在于:它将“非法使用性”的判断从抽象的物质属性分析转向具体的行为语境分析,从而避免了将“受管制性”自动等同于“非法使用性”的教义学错误。

(二)行为人对违禁成分的认知程度

行为人对违禁成分的认知程度,是区分“违禁品认识”与“毒品认识”的关键指标。应审查:行为人是否了解“上头电子烟”这一特定概念的含义;是否知道依托咪酯的药理作用;是否知晓该物质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如果行为人仅知道“这批电子烟比普通的好卖”,而不知道其“上头”效果来源于管制精神药品,则“毒品认识”的证明存在明显不足。

这一审查要素的规范基础在于检例第151号所确立的中间层次标准:认识因素层面要求对“受管制性”的认识。如果行为人根本不知道所涉物质属于管制范畴,则第一层认识尚且不具备,遑论第二层认识。

五、结论

含违禁品电子烟的运输行为,在规范层面处于烟草专卖违法行为与毒品犯罪行为的交叉地带。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它可能是未经许可的电子烟经营行为;从毒品管制的角度看,它可能是毒品运输行为。两种法律评价之间的桥梁,不是“电子烟中含有违禁成分”这一客观事实,而是“行为人明知该违禁成分的毒品法律属性且将其用于非法用途”的主观事实。

以贩卖毒品罪定性此类行为,在规范逻辑上具有可能性,但须完成从“形式归属”到“实质认定”的证明跨越。这一跨越的教义学基础,在于坚持毒品认定的“受管制性+非法使用性”双重要件标准,将主观明知的审查深入到对毒品法律属性的认识层次。检例第151号确立的中间层次证明标准,为此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框架:认识因素层面要求对“受管制性”的认识,意志因素层面要求对“非法使用性”的认识,二者缺一不可。

在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应当充分认识到电子烟作为合法商品外观所带来的“形式掩护效应”,对推定结论保持必要审慎,坚持以间接证据的综合认定替代形式化的“基础事实推定”。唯有如此,才能在有效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的同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底线,实现刑法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双重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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