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动物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公共卫生安全、社会文明进步与法治体系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已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形成以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为核心的保护框架，但覆盖范围有限、福利理念缺失、反虐待规则空白、执法监管薄弱、责任追究偏轻等问题突出，已无法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虐待事件频发、人畜共患病风险、社会伦理冲突加剧等现实挑战。本文从生态安全、公共健康、社会治理、法治文明、国际责任五个层面，系统论证动物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结合当前生态危机、公共卫生隐患、社会治理痛点、法治供给不足与国际接轨压力，阐明立法的现实紧迫性；在梳理现行法律短板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综合立法+分类保护+反虐待兜底+严格追责”的中国特色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的路径建议，为推动我国动物保护法治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动物保护；反虐待动物法；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立法必要性；立法紧迫性

一、引言

从远古农耕文明到现代生态文明，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始终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动物不仅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载体，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伙伴、公共健康与社会伦理的重要关联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物种灭绝加速、人畜共患病频发、虐待动物事件引发社会震荡，推动动物保护从道德倡导走向法律规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与法治趋势。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完善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还是发展中国家逐步推进的动物保护规制，都印证了法治是守护动物生存权益、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路径，也为我国动物保护立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我国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与动物保护工作，2023年施行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强化栖息地保护、全链条禁止非法食用与交易、压实政府与社会主体责任，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取得重要进步。但整体而言，我国动物保护立法仍存在结构性缺陷：以“资源管理”为逻辑，而非以“动物福利”为核心；以“珍稀濒危”为限，而非覆盖普遍动物；以“禁止猎捕交易”为主，而非系统禁止虐待与保障基本生存条件；以“分散立法”为模式，而非统一综合规制。这导致大量伴侣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流浪动物处于法律保护真空，虐待、遗弃、无序繁殖、非法交易等行为屡禁不止，生态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持续累积。现实中，流浪动物扰民、伴侣动物被虐待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农场动物养殖过程中的福利缺失不仅影响产品质量，更可能滋生公共卫生隐患，这些问题都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而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制定统一的动物保护法或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补齐制度短板，既是回应社会关切、化解治理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然选择。本文立足我国国情与法治实践，全面阐释动物保护立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法治体系提供学理支持。

二、保护动物立法的必要性：多维价值与法治刚需

动物保护立法并非单纯的“爱心议题”，而是关乎生态、健康、社会、法治、国际形象的基础性法治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多元价值与现实必要性。

（一）维护生态安全与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石

生态系统是由物种、群落、环境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动物作为消费者与关键物种，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基因传递、生态平衡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动物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根基。

防止物种灭绝与生态链断裂：工业化、城市化与非法捕猎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种群数量锐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数据显示，全球超过百万物种面临灭绝风险。我国珍稀濒危物种虽得到重点保护，但大量“三有”动物、普通野生动物仍受威胁，生态链断裂引发虫害泛滥、水土退化、疫病滋生等连锁反应。立法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遏制物种衰退、修复生态系统的根本手段。

落实生态文明法治要求：党的二十大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动物保护是生态文明的具象化体现。只有通过立法明确保护原则、主体责任、行为规范与法律责任，才能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刚性约束，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法治保障。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物提供授粉、播种、清腐、控害等生态服务，支撑农业生产与自然修复。立法保护动物种群与栖息地，就是保护生态服务功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二）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制度屏障

动物与人类健康高度关联，人畜共患病、食品安全、疫病传播等风险直接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动物保护立法是源头防控的关键举措。

阻断疫病传播链条：野生动物携带大量病原体，非法猎捕、交易、食用是鼠疫、冠状病毒、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重要传播途径。2020年以来，我国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与滥食陋习，但缺乏系统性法律规制，非法地下交易仍有存在。立法构建“禁止猎捕—禁止交易—禁止食用—严格检疫”全链条管控，能从源头降低疫病外溢风险。

规范养殖与屠宰环节：农场动物高密度养殖、恶劣饲养条件、残忍屠宰方式，既加剧疫病传播，也带来食品安全隐患。立法确立基本动物福利标准，规范养殖、运输、屠宰流程，能减少疫病滋生，提升肉品安全水平。

管控流浪动物与公共卫生：流浪猫狗无序繁殖、缺乏免疫、伤病死亡，易传播狂犬病、寄生虫等疾病，威胁居民健康。立法明确收容、救助、免疫、绝育责任，能有效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三）遏制暴力传导与维护社会良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现代犯罪学、心理学研究反复证实：虐待动物行为与针对人类的暴力犯罪存在高度相关性，虐待动物者往往更容易实施伤害、杀人、家庭暴力等恶性犯罪，是社会暴力的“预警信号”与“培养皿”。

预防暴力犯罪，保护弱势群体：虐待动物行为多伴随残忍性、反复性，若长期不受法律制裁，会强化行为人的暴力倾向，最终转嫁至人类社会。立法禁止虐待动物，建立惩戒机制，能有效阻断暴力传导，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

净化社会风气，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网络传播虐杀视频、恶意虐待事件引发公众恐慌与心理创伤，尤其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严重扭曲。立法明确虐待违法、传播违法，能打击黑色产业链，净化网络与社会环境。

化解社会矛盾，凝聚伦理共识：伴侣动物已成为家庭重要成员，虐猫、虐狗、毒杀宠物、偷盗宠物等行为引发激烈社会冲突，挑战公序良俗。立法划定行为边界，明确权利义务，能化解纠纷、凝聚善待生命的社会共识。

（四）完善法治体系与填补规则空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我国现行动物相关法律呈现碎片化、资源化、低层级特征，与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不相匹配，专门立法具有法治补位的必要性。

填补反虐待核心规则空白：目前我国无全国性法律明确界定“虐待动物”并设定法律责任，虐待行为仅在造成财产损失、扰乱公共秩序时可零星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典》，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整合分散规则，构建统一体系：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各管一隅，缺乏统一理念与衔接机制，导致监管重叠与监管空白并存。

实现从“资源管理”到“福利保障”的转型：传统立法将动物视为“物”“资源”，忽视其生命感知与基本福利。现代法治文明要求承认动物的生命价值，确立“禁止虐待、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的底线规则，推动法律伦理升级。

（五）顺应国际趋势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然选择

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虐待动物法或动物福利法，联合国、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等积极推动动物保护标准，动物保护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法治水平与国际责任的重要指标。

对接国际规则与贸易标准：动物福利已成为国际贸易、外资准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条款，不符合动物福利标准的产品可能面临贸易壁垒。立法提升保护水平，有助于我国融入国际规则体系。

履行国际公约责任：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等，承担物种保护与生态治理义务。专门立法是履行公约、展现大国担当的具体行动。

提升国家软实力与文明形象：良好的动物保护记录，能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法治与文明的认同，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保护动物立法的紧迫性：现实危机与治理倒逼

当前我国动物保护面临生态危机加剧、健康风险高悬、社会矛盾激化、法治供给滞后、国际压力上升的多重挑战，立法已刻不容缓，具有极强的现实紧迫性。

（一）生物多样性下降与生态风险持续加剧

野生动物栖息地持续被侵占：开发建设、环境污染、过度利用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退化严重，种群数量下降，部分地区生态功能弱化。

非法猎捕交易屡禁不止：地下野味市场、宠物黑市、皮毛交易、药用滥用等链条完整，利益驱动导致执法难度大，大量野生种群被持续透支。

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本土动物：违规放生、非法引进外来动物，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破坏生态平衡，治理成本极高。

若不加快立法强化保护与监管，将面临不可逆的生态损失，危及国家生态安全。

（二）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突出，疫病防控压力巨大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仍有隐蔽存在：尽管全面禁止食用，但地下交易、网络交易难以根除，疫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

养殖与屠宰环节福利缺失：高密度、不通风、不消毒、残忍屠宰等现象普遍，疫病易发多发，威胁食品安全。

流浪动物管理失序：数量庞大、缺乏免疫、伤病死亡、攻击行人等问题突出，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大。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严峻形势，以立法筑牢动物保护与疫病防控防线，具有极端紧迫性。

（三）虐待事件频发引发社会震荡，治理失效凸显

恶性虐待事件高频发生：虐猫、虐狗、火烧、活剥、投毒等事件频繁曝光，引发全网愤怒，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黑色产业链形成：虐杀视频牟利、盗宠贩宠、恶意遗弃、无序繁殖等形成产业链，危害社会稳定。

执法无据、惩戒无力：因缺乏专门法律，多数虐待行为无法处罚，仅能道德谴责，导致行为人肆无忌惮、屡教不改。

社会治理已陷入“无规可依、无据可罚”的困境，专门立法成为化解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

（四）现行法律体系短板明显，难以应对现实需求

保护范围过窄：《野生动物保护法》仅保护珍贵、濒危、“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大量伴侣动物、农场动物、流浪动物不受保护。

缺乏反虐待核心条款：无统一“虐待”定义，无普遍禁止性规则，无专门法律责任，无法规制日常虐待行为。

责任偏轻、震慑不足：现有处罚多为罚款、没收，力度有限，难以遏制高利益驱动的违法犯罪。

监管主体不清、协同不足：林业、农业、公安、城管等职责交叉，出现“谁都管、谁都难管”的局面。

法治供给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立法滞后已成为最大治理短板。

（五）社会共识高度凝聚，立法时机完全成熟

公众支持率居高不下：多次网络调查显示，超90%民众支持制定反虐待动物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年提案呼吁，立法具备坚实民意基础。

地方探索提供经验：深圳、西安等城市出台地方性规定，禁止虐待、规范养犬，为全国立法积累实践经验。

专家草案日趋成熟：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已起草《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制度设计、条款内容、责任设置已相对完善。

社会共识、地方经验、专家储备均已到位，立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加快出台正当其时。

（六）国际竞争与形象压力上升，亟待补齐法治短板

在全球动物保护与动物福利标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立法滞后已影响国际形象与合作空间。部分国家利用动物保护议题对我国进行舆论炒作，成为软实力短板。尽快出台专门法律，既能回应国际关切，也能掌握话语权，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

四、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

在必要性与紧迫性如此突出的情况下，立法进程仍相对缓慢，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理念认知分歧：部分观点将动物保护等同于“极端动保”，担心影响养殖、餐饮、传统习俗，对“福利底线”与“合理利用”的边界存在误解，甚至将动物福利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缺乏对动物保护与社会文明、公共健康协同发展的认知。

管理体制不顺：多部门监管格局下协调成本高，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同部门的监管侧重点不同、政策衔接不畅，既影响立法草案的统筹推进，也为后续法律执行落地埋下隐患。

概念界定难题：“虐待”“动物福利”“合理处置”等概念需科学界定，既要契合我国社会伦理共识，也要兼顾行业发展实际，平衡动物保护伦理与现实生产生活需求，避免界定模糊导致法律适用困难。

基层执法能力不足：执法力量、经费、专业能力有限，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缺乏动物保护相关专业知识，担心法律出台后难以精准执法、有效监管，进而对立法推进持谨慎态度。这些问题并非否定立法的必要性，而是需要在立法中科学设计、分类规制、循序渐进、权责清晰，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矛盾。

五、完善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路径建议

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统一理念、分类保护、反虐待兜底、严格追责、协同监管”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是现实可行的路径。

（一）确立立法定位与基本原则

立法模式：先制定专门《反虐待动物法》，确立底线规则；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动物保护法》，构建完整体系。

核心原则：禁止虐待原则、生态优先原则、分类规制原则、权责统一原则、人道对待原则。

适用范围：覆盖野生动物、伴侣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表演动物、流浪动物等所有脊椎动物，兼顾无脊椎动物保护。

（二）明确核心制度与行为规范

界定“虐待”行为：明确以残忍方式伤害、折磨、遗弃、不当饲养、违规屠宰、传播虐杀视频等均属违法。

建立分类保护制度：

野生动物：严格保护栖息地，全链条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

伴侣动物：禁止遗弃、虐待、盗抢，规范饲养、免疫、绝育；

农场动物：保障饲养、运输、屠宰人道条件，强化检疫；

实验动物：遵循“3R原则”（替代、减少、优化），禁止不必要伤害。

确立流浪动物管理制度：政府主导收容救助，推行TNR（抓捕—绝育—放归），禁止大规模扑杀。

禁止非法交易与黑色产业链：严厉打击盗宠、虐杀牟利、非法野味交易。

（三）强化法律责任与震慑力度

行政责任：对虐待、遗弃、违规交易等行为，设定罚款、拘留、没收、禁养等处罚。

刑事责任：将情节恶劣、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的虐待行为入刑，或明确适用刑法相关条款。

民事责任：支持动物救助组织、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与惩罚性赔偿。

信用惩戒：将严重违法者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行业禁入与信用约束。

（四）健全监管体制与执法机制

明确牵头部门：由农业农村部门或林草部门牵头，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协同。

基层执法赋能：保障经费、人员、装备，提升执法专业化水平。

社会共治：鼓励救助组织、志愿者、公众举报监督，建立奖励机制。

（五）科学平衡多元利益

尊重合法养殖与传统习俗：不禁止合法食用、养殖、民俗活动，仅禁止残忍虐待。

区分合理处置与虐待：对疫病扑杀、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例外规定。

循序渐进实施：设置过渡期，分步提升福利标准，降低社会适应成本。

六、结论

保护动物立法，既是生态文明之需、公共健康之需、社会良序之需，也是法治完善之需、国际责任之需。在生物多样性下降、公共卫生风险高悬、虐待事件频发、社会共识凝聚的当下，加快出台《反虐待动物法》并逐步构建统一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已不再是 “要不要” 的选择题，而是 “刻不容缓” 的必答题。从全球治理视角看，动物保护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法治成熟度与文明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完善相关立法既是履行国际公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应有担当，也是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增强国际社会认同的重要举措。从国内治理来看，随着公民法治素养与生命伦理意识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反虐待、保福利、护生态的呼声日益高涨，立法滞后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社会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

专门立法并非赋予动物 “人权”，而是确立人类对动物的法律义务与道德底线；不是限制合理利用，而是规范残忍行为；不是理想化的道德诉求，而是务实的社会治理工程。通过立法禁止虐待、保障基本福利、保护野生动物、管控疫病风险，既能守护生态与健康，也能涵养尊重生命的社会风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升国家文明形象。同时，健全的动物保护制度能够有效阻断人畜共患病传播链条，降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促进畜牧业规范化、绿色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这一系列现实需求与时代使命，共同决定了动物保护立法不能再拖延观望，必须纳入法治建设重点议程。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法治担当，加快推进动物保护立法，用法律的力量为生命兜底，以法治的刚性守护生态平衡与社会良序，让善待动物成为社会共识，让法治文明照亮每一个生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立法过程中既要立足我国发展阶段与现实国情，又要积极吸收域外成熟经验，在保障基本动物福利的同时，充分兼顾农业生产、传统习俗与产业发展，做到宽严适度、务实可行，让法律真正落地见效、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