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与跨境资金流动的日益频繁，洗钱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给司法认定带来诸多挑战。《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规制范畴，2024年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构建了更为完善的反洗钱刑事规范体系。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从洗钱罪的构成要件认定、类型区分、司法适用难点及完善路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旨在厘清认定争议，为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洗钱罪；自洗钱；明知；司法认定；上游犯罪

一、洗钱罪认定的法律基础与规范演进

（一）核心法律依据

我国洗钱罪的刑事规制以《刑法》第191条为核心，辅以系列司法解释形成完整体系。《刑法》第191条明确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并列举了提供资金账户、跨境转移资产等典型洗钱行为。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原条款中“明知”“协助”等表述，将“自洗钱”正式纳入犯罪圈，突破了传统“事后不可罚”理论的限制。

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4年解释》）是当前司法认定的关键依据，其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属于洗钱行为、“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自洗钱与他洗钱的认定规则，以及罚金刑的最低数额，解决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争议问题。此外，《反洗钱法》作为行政规制依据，与刑事法律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了“预防-监管-惩治”的反洗钱治理体系。

（二）规范演进逻辑

我国洗钱罪立法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从窄到宽的演进过程。1997年《刑法》首次设立洗钱罪时，仅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列为上游犯罪，且限定为“协助”他人洗钱的情形。此后通过多次刑法修正案，逐步扩大上游犯罪范围，增设洗钱行为方式。这一演进既回应了国内打击腐败、金融犯罪的现实需求，也顺应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国际互评估的要求。

特别是“自洗钱”入罪，是我国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的关键举措。2018年FATF第四轮互评估指出我国“自洗钱”未入罪的立法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修改成为整改核心内容。《2024年解释》进一步细化了自洗钱的认定标准，明确其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的规则，标志着我国洗钱罪规制已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为2025年FATF第五轮互评估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洗钱罪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要点

（一）上游犯罪的认定规则

根据《2024年解释》第7条规定，洗钱罪的认定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但不以上游犯罪已依法裁判为必要条件。这一规定确立了洗钱罪在程序上的独立性，即使上游犯罪行为人逃匿、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只要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仍可认定洗钱罪成立。

上游犯罪的具体认定需把握三个要点：一是范围法定，必须严格限定于《刑法》第191条明确列举的七类犯罪，超出该范围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构成洗钱罪的规制对象；二是事实查证，需有充分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的客观存在，包括犯罪行为、犯罪所得数额等核心事实；三是罪名包容，行为人将某一类上游犯罪所得误认为其他类型上游犯罪所得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仅需证明其明知属于七类上游犯罪范围内的所得即可。

（二）客观行为的认定标准

《刑法》第191条列举了四类典型洗钱行为，《2024年解释》第5条补充了七类“以其他方法”实施的洗钱行为，形成了“典型行为+兜底条款”的规制模式。司法实践中，客观行为的认定需重点关注以下两类情形：

1.传统洗钱行为的扩张认定。随着金融业务的创新，传统洗钱方式呈现多样化演变。例如，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房产等方式转移犯罪所得，或利用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混合赃款，均属于“转换、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形。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的跨境信用卡诈骗案中，行为人通过空壳公司签订虚假交易协议、虚开发票转移赃款，即被认定为典型的洗钱行为。

2.新型洗钱行为的法律适用。《2024年解释》明确将虚拟货币交易纳入洗钱行为范畴，规定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犯罪所得的，以洗钱罪定罪处罚。此类行为的认定需结合链上数据、交易记录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通过虚拟货币实现“洗白”目的。此外，通过赌博、购买彩票、贵金属交易等方式转换赃款的，也应纳入洗钱罪的规制范围。

（三）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

洗钱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2024年解释》第3条确立了综合判断的推定规则。司法实践中，认定“明知”需结合以下要素综合审查：

一是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结合其职业经历、文化水平等判断其是否具备识别犯罪所得的能力；二是接触情况，若行为人深度参与上游犯罪策划、实施，或直接从上游犯罪人处接收赃款，可直接推定明知；三是交易异常性，如交易方式违背正常市场规则、资金账户频繁异动、规避金融监管等；四是犯罪所得的数额与种类，巨额资金或来源可疑的特定财物可作为间接证据；五是供述与其他证据的印证关系，行为人供述需与交易记录、证人证言等相互佐证，不能仅凭口供定案。

值得注意的是，“明知”不要求行为人明确知晓上游犯罪的具体类型，只要其认识到资金可能来源于七类上游犯罪即可，这种概括性明知同样符合洗钱罪的主观要件。

三、洗钱罪认定中的特殊类型与界限区分

（一）自洗钱与他洗钱的认定

《2024年解释》第1条、第2条分别明确了自洗钱与他洗钱的认定标准，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主体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关系：

自洗钱的主体是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本人，即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后，自行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例如，贪污罪行为人在受贿后，通过虚构投资协议转移赃款的，既构成贪污罪，又构成洗钱罪，应两罪并罚。

他洗钱的主体是上游犯罪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其核心特征是“协助”上游犯罪行为人转移、转换赃款。认定时需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所得，若事前与上游犯罪行为人通谋，则可能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洗钱罪。

（二）洗钱罪与关联罪名的界限

1.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两罪均属于广义的洗钱犯罪，是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根据《2024年解释》第6条，当行为同时构成两罪时，优先适用洗钱罪的规定。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洗钱罪的行为方式通常涉及金融系统或跨境转移，侵犯的客体包括金融管理秩序；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多为物理性转移、藏匿，主要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2.与上游犯罪共犯的区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事前通谋”。若行为人在上游犯罪实施前与行为人通谋，约定事后协助洗钱，则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若事前无通谋，仅是事后协助洗钱，则以洗钱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双方关系、沟通记录、获利情况等证据综合判断是否存在通谋。

3.与其他罪名的竞合处理。根据《2024年解释》第6条，洗钱行为同时构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从一重罪”的处理原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四、洗钱罪认定规则的完善路径

（一）构建多元化的证明体系

针对主观明知的证明困境，应完善“推定+反驳”的证明规则，明确各类推定因素的权重与适用标准。一方面，细化交易异常性的具体情形，如短期内频繁大额转账、资金快进快出、交易对象身份虚假等，将其作为推定明知的核心依据；另一方面，赋予被告人合理的反驳权，若被告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具有合法理由，应否定明知的认定。同时，强化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依托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测系统，建立资金流向溯源机制。

（二）细化新型洗钱行为的认定标准

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犯罪，应出台专门的证据指引，明确链上数据的取证规范、鉴定标准，建立司法机关与区块链企业的协作机制。对于跨境洗钱，应加强国际司法协作，简化境外证据的调取程序，与FATF成员国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此外，应及时回应金融创新带来的法律空白，将通过第三方支付、数字人民币等方式实施的洗钱行为纳入规制范围，明确其认定标准。

（三）统一数额认定与情节判断标准

建议进一步细化洗钱数额的计算规则，明确混合资金中犯罪所得的区分方法，采用“比例认定”或“实缴认定”等合理方式。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制定量化标准，将洗钱行为对金融秩序的破坏程度、对上游犯罪的助长作用等纳入考量因素，避免单一以数额为标准。同时，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单位的规模、资金实力等设置差异化的数额门槛。

（四）加强部门协同与专业能力建设

洗钱罪的认定需要司法机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协同配合。应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可疑交易线索，司法机关反馈司法认定标准，形成治理合力。同时，加强司法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对金融知识、新型洗钱手段的认知能力，培养一批兼具法律素养与金融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确保准确适用法律。

五、结论

洗钱罪的认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法律适用、证据收集、金融监管等多个层面。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与《2024年解释》的实施，我国洗钱罪的规制体系日益完善，但司法实践中仍面临主观明知证明难、新型洗钱认定难、情节判断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立足我国司法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反洗钱经验，进一步细化认定规则、完善证明体系、加强部门协同。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打击洗钱犯罪，维护金融秩序与国家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