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难题，其污染物扩散的隐蔽性、危害结果的滞后性及多主体行为的交织性，使传统因果关系理论面临适用困境。本文以董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为典型样本，结合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剖析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重构“事实归因—规范归责”的二元判断体系，提出以合法则条件说为基础、辅以疫学因果关系与刑事推定的判断标准，为环境犯罪的精准追责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合法则条件说；刑事推定；司法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司法共识。但在污染环境罪等案件的办理中，因果关系认定始终是制约刑事追责的“瓶颈”问题。2015年董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中，多名被告人通过同一暗道分别排放废碱液与废盐酸，二者混合产生硫化氢气体致一人死亡，核心争议即在于多主体排污行为与死亡结果间的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此类案件暴露的共性问题，折射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独特挑战。

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污染过程的复杂性，污染物在环境中存在扩散、转化、叠加等效应，如废碱液与废盐酸的化学反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非凭借科学鉴定难以厘清；二是危害结果的潜伏性，部分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显现，时间跨度阻断了传统经验判断的可能；三是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一果多因”现象普遍，如工业园区内多家企业排污共同导致水体污染，难以区分单一主体的贡献度。

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环境犯罪中面临双重困境：条件说“无A则无B”的判断模式，无法应对多主体排污的因果叠加问题，易陷入“全有或全无”的逻辑误区；相当因果关系说依赖的“经验法则”，在复杂科学问题面前失去适用基础。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直接将鉴定意见作为因果关系认定的唯一依据，忽视法律规范评价，可能导致处罚范围不当扩张。因此，构建符合环境犯罪特征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理论重构：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二元判断体系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应突破传统理论的单一判断模式，建立“事实归因—规范归责”的二元体系。事实归因解决“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客观关联”的问题，规范归责则回答“该关联能否归责于行为人”的问题，二者层层递进，既确保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又兼顾刑法的价值判断。

（一）事实归因：以合法则条件说为核心的判断基础

事实归因是因果关系认定的前提，需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符合科学法则的关联。合法则条件说相较于传统条件说，更契合环境犯罪的科学性特征，其核心要义是：若行为人的排污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明确的科学规律支持，且排除其他合理怀疑，则认定存在事实因果关系。

董某某案中，合法则条件说的适用体现在三重维度：其一，科学法则的确认，司法鉴定证明“废碱液与废盐酸结合会产生硫化氢”，确立了污染物反应与危害结果的科学关联；其二，时空关联性的印证，排污行为与硫化氢外溢、被害人死亡在时间上连续（5月16-18日）、空间上重合（同一暗道周边），形成完整的时空链条；其三，污染物匹配性的佐证，排放的废碱液、废盐酸与硫化氢的生成来源完全一致，且排放量足以达到致死浓度。这种认定方式既避免了条件说“同等价值”的缺陷，又通过科学证据强化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对于单一主体排污的简单案件，合法则条件说可直接适用；而在多主体排污的复杂案件中，需引入“污染源同一性”原则作为补充。即需确认导致损害的污染物与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具有一致性，排除其他污染源的介入可能。董某某案中，同一暗道的排污地点排除了其他污染源的干扰，为事实归因提供了关键支撑。

（二）规范归责：以风险创设为核心的价值判断

事实归因仅解决客观关联问题，规范归责则需判断该关联能否纳入刑法评价范围，核心标准是行为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环境犯罪的规范归责需重点考量两项要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合法排污即使造成损害也不承担刑事责任，只有非法排污创设的风险才具有可归责性；二是风险的实现，即危害结果是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现实化，而非介入因素独立导致。

董某某案中，各被告人的行为均符合“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特征：董某某委托无资质人员通过暗道排放废碱液，违反危险废物处置规定；高某某、娄某明知他人无资质仍委托处置废盐酸，放任风险扩散；王某甲、段某某直接实施非法排放行为，主动支配污染流程。这些行为均超出行政许可范围，共同创设了污染物混合反应的风险，最终导致硫化氢中毒死亡结果的发生，风险与结果之间形成完整的实现链条。法院根据各行为人对风险的贡献度量刑，体现了“按风险贡献追责”的归责逻辑，既避免了连带责任的滥用，又实现了责任的个体化。

对于介入因素的判断，需区分介入因素的性质：若介入因素是排污行为自然引发的（如污染物在环境中自然扩散），则不中断因果关系；若介入因素是异常且独立的（如突发自然灾害导致污染物扩散），则需重新评估风险关联。实践中，可通过专业鉴定评估介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避免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观化。

三、实践补充：特殊场景下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

对于科学证据不足或危害结果滞后的案件，需在二元体系基础上引入特殊判断方法，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其中，疫学因果关系与刑事推定是实践中最具价值的补充手段。

（一）疫学因果关系：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特殊工具

疫学因果关系源于日本公害案件的司法实践，适用于污染物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科学争议，但根据流行病学数据可确认高度盖然性关联的场景。其判断标准包括：污染物的排放先于危害结果发生；污染物的浓度越高，危害结果的发生率越高；污染物的分布与危害结果的地域范围一致；该关联符合已知的疫学规律。

在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等案件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机制可能尚未完全明确，疫学因果关系可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某企业长期排放含镉废水，导致周边居民骨痛病高发，虽无法完全排除个体差异等因素，但通过疫学调查确认“排污区域与发病区域重合、排污时间与发病周期一致、镉含量与发病率正相关”，即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这种方法以“高度盖然性”替代“绝对确定性”，既好，又通过严格的疫学标准保障了认定。

（二）刑事推定：缓解举证困难的程序保障

环境犯罪中，控方往往面临取证难、鉴定成本高的困境，刑事推定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减轻控方负担，其核心是：若控方证明基础事实（如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排污行为、危害结果已发生），则推定因果关系存在，被告人需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以推翻推定。

刑事推定的适用需遵循严格限制：其一，基础事实必须确实充分，需有证据证明排污行为的存在、污染物的种类及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二，允许被告人反证，若被告人能证明污染物并非其排放，或危害结果由其他因素导致，则推定不成立；其三，需结合专业意见，推定不能脱离科学依据，应参考环境监测数据、鉴定意见等综合判断。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审判参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2] 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3] 刘艳红，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认定研究[J]，法学研究,2022(3).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Z]，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