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事纠纷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小额纠纷因标的额小、案情简单但数量庞大，成为司法实践中亟需高效解决的“关键少数”。小额诉讼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快车道”，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以来，历经2023年修正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在提升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制度运行中暴露出的适用范围机械、程序保障不足、权利救济失衡等问题，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释放。本文以现行规范为基础，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矛盾，探讨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期实现程序效率与正义的动态平衡。

一、现行小额诉讼制度的规范框架与实践价值

（一）制度的规范构成

我国现行小额诉讼制度以《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一百六十五条至第一百六十九条为核心，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至第二百八十条的细化规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程序规则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

其一，适用范围限定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标的额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准，分设“50%以下”的强制适用标准和“50%至200%”的约定适用标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

其二，程序简化特征显著，包括一审终审、两个月内审结（特殊情况可延长一个月）、一次开庭审结并当庭宣判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八条）；

其三，设置了排除适用情形，如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涉外、需评估鉴定、反诉等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六条）；

其四，配套了程序转换机制，允许法院依职权或依当事人异议将案件转为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

（二）制度的实践价值

小额诉讼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简案快办”，其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通过简化举证、答辩、庭审等程序环节（《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五条），缩短审理周期，减少当事人时间、精力和经济支出，契合小额纠纷“速调速裁”的需求；

二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向复杂案件倾斜，缓解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提升整体审判质效；

三是促进纠纷实质性解决。通过一审终审的终局性设计，避免当事人因程序拖延陷入“讼累”，推动纠纷一次性化解。

二、小额诉讼制度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尽管制度设计初衷明确，但实践中因规范弹性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

（一）适用范围的机械性与案件复杂性的矛盾

现行制度以“标的额”为单一标准划分适用范围，虽便于操作，但忽视了案件类型的差异性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一方面，部分标的额符合标准的案件，可能因涉及多方法律关系（如连环买卖中的小额欠款）或证据链复杂（如无书面合同的口头交易），实际审理难度远超“简单案件”范畴；另一方面，各省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统计周期与更新滞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二条仅规定“以上一年度为准”），导致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标准差异显著，同一标的额在不同地区可能被“强制适用”或“排除适用”，有违程序公平。

（二）程序保障不足与当事人权利的冲突

程序简化是小额诉讼的核心特征，但过度简化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其一，告知义务落实不到位。《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要求法院向当事人告知“审判组织、一审终审、审理期限”等事项，但实践中部分法院仅以格式化文书笼统告知，未针对“一审终审不可上诉”“举证期限一般不超过七日”等关键内容进行释明，导致当事人对程序风险认知不足；其二，异议权行使受限。《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需“在开庭前提出异议”，但实践中部分案件因送达延迟、证据交换不充分等原因，当事人在开庭前难以准确判断案件是否符合小额诉讼条件，异议权流于形式；其三，举证与答辩期限过短。《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举证期限一般不超过七日，答辩期最长不超过十五日”，对文化水平低、无律师代理的当事人而言，可能因时间紧张无法充分准备证据，影响实体权利的主张。

（三）权利救济失衡与程序正当性的冲突

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设计虽提升了效率，但限制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导致权利救济渠道单一。实践中，因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等原因引发的裁判不公，当事人仅能通过再审寻求救济，而再审的启动条件严格（需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新证据”“法律错误”等情形），且再审程序耗时较长，难以满足当事人对“及时纠错”的需求。这种“效率优先、救济不足”的模式，易引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质疑，甚至激化矛盾。

（四）审判权行使的裁量空间与规范约束的冲突

小额诉讼的程序简化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案件是否符合“简单金钱给付”标准的判断、举证期限的确定、程序转换的启动等。实践中，部分法院为提升“小额诉讼适用率”考核指标，存在“应转不转”的现象（如对已提出反诉的案件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部分法官则因担心当事人异议或再审风险，过度保守适用，导致符合条件的案件被“人为排除”。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制度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需以“程序正义与效率平衡”为目标，从规范优化、程序保障、权利救济、审判权约束等维度构建完善体系。

（一）动态优化适用范围，兼顾形式标准与实质判断

其一，完善标的额动态调整机制。在以“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准的基础上，增加“地区经济发展指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辅助指标，由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发布指导性标准，允许各省结合实际上下浮动10%-20%，避免“一刀切”；其二，细化“简单案件”的实质判断标准。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列举“简单金钱给付案件”的典型类型（如小额借款、货款、服务费用纠纷），并明确“复杂案件”的排除情形（如涉及多方法律关系、需调取关键证据等），为法官提供更清晰的裁量指引。

（二）强化程序保障，落实当事人主体地位

其一，完善告知程序。要求法院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送达《小额诉讼程序风险告知书》，重点说明“一审终审不可上诉”“举证答辩期限限制”“程序转换条件”等内容，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确保其“知情选择”；其二，放宽异议权行使期限。将“开庭前提出异议”调整为“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异议”，允许当事人在充分了解案情后提出程序异议，保障其程序参与权；其三，弹性设置举证与答辩期限。对于无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可根据其诉讼能力延长举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五日），并通过法官释明指导其收集证据，避免因程序限制导致实体不公。

（三）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平衡效率与公正

其一，探索“有限上诉”制度。对于标的额超过“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且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允许当事人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起上诉，由二审法院进行书面审理，既保留效率优势，又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其二，优化再审启动条件。针对小额诉讼案件特点，降低再审“新证据”的证明标准（如允许“足以推翻原裁判的关键证据”即可启动），并缩短再审审查期限（如规定30日内作出是否再审的裁定），提升救济效率。

（四）规范审判权运行，强化监督与指导

其一，建立“小额诉讼适用标准”数据库。由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明确“简单案件”“排除情形”“程序转换”等裁量规则，统一法律适用；其二，完善考核机制。将“小额诉讼适用率”调整为“适用准确率”“当事人满意度”等复合指标，避免法院因考核压力不当适用程序；其三，加强审级监督。上级法院通过二审或再审案件的发改情况，对下级法院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进行动态评估，及时纠正裁量偏差。

结论

小额诉讼制度是民事诉讼程序优化的重要一环，其完善需在效率与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优化适用范围、强化程序保障、健全救济机制、规范审判权运行，既能充分发挥其“简案快办”的制度优势，又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益。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推进，小额诉讼制度必将在化解小额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作用。